油价调整机制会漏洞吗知乎-油价调整机制会漏洞吗

1.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政策与法规有哪些？

2.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政策与法规是什么？

3.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4.如何解决出租汽车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政策与法规有哪些？

OPEC的油气政策 这个由石油生产国组成的石油卡特尔，从它诞生之日起到今天，一直受到世界的重视。尽管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OPEC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下降了，但是，OPEC成员国的油气探明总储量居世界首位，其强大的石油生产与供给能力，尤其是它实行的石油发展战略及石油政策，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OPEC在调整和实施其石油政策的过程中，协调行动、巩固团结，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石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OPEC的石油政策主要从对产量控制和油价控制展开。

OPEC通过对组织联合产量的控制和各国生产配额的分配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1982年开始，OPEC采用配额制度来实现产量控制。配额制度是将产量额度在所有的成员之间分配，以协调削减石油产量。

OPEC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油价政策。

生效日期会议地点变动（万桶）日产量上限（万桶）1998年2月利雅得—27.30*1998年4月利雅得-1.35525.951998年7月阿姆斯特丹/维也纳-1.25524.691999年4月海牙/维也纳-1.71622.972000年4月维也纳+1.71624.692000年7月维也纳+0.70825.402000年10月维也纳+0.80026.202000年11月维也纳+0.50026.702001年2月维也纳-1.50025.202001年4月维也纳-1.00024.202001年9月电话会议-1.00023.202002年1月开罗-1.50021.702003年1月维也纳+1.30023.002003年2月维也纳+1.50024.502003年6月维也纳+0.90025.402003年11月维也纳-0.90024.502004年4月阿尔及尔-1.00023.502004年7月贝鲁特+2.00025.502004年8月贝鲁特+0.50026.002004年11月维也纳+1.00027.002005年3月伊斯法罕+0.50027.502005年7月维也纳+0.50028.00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产量政策历来变动一览

*OPEC 10国产量基准，利雅得减产的依据。

在成立的最初10年，针对国际油价不断下降的趋势，OPEC为了维护成员国的石油权益，实行了冻结油价的政策，通过有控制地增产、实现油田费用经费化、减少原油销售补贴等手段争取获得更多的石油收入。1961年至1970年9月，原油标价一直稳定在每桶18美元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OPEC实行大幅度提高油价的政策。通过实施提价、提税和取消销售回扣的策略，采取“参股制”及国有化方式，以及运用“石油武器”实行禁运和减产等斗争手段，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争夺回了石油资源主权和石油标价权，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并在国际石油市场占有了超过一半的销售份额。阿拉伯轻油的官方价格，从1970年9月份之前的每桶1.8美元飙升到1980年4季度的每桶33.33美元，国际市场现货价格上涨到每桶38.63美元。这期间，爆发了1973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

20世纪80年代，OPEC针对世界石油消费量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以及非OPEC石油产量上升的形势，先是实行限产保价政策，以期阻止油价下滑，继而采取扩大市场份额等政策，以求保证石油收入和维持市场份额。这一时期OPEC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OPEC前一时期过度提高油价政策而带来了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OPEC调整并交替实行“限产保价”或“增产抑价”政策。前者是在油价长期走低情况下，通过限制或减少产量，缩小市场供应量，推动油价转跌回升；后者是通过增加产量，扩大市场投放量，抑制油价的暴涨，以达到稳定市场，增加石油收入，保持市场份额的目的。2000年，OPEC建立了“自动油价平衡机制”，明确提出新的政策目标，即抑制油价波动，力求使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维持在对产油国和消费国均有利的水平上。

OPEC的石油政策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及国际油价影响重大。OPEC的石油政策从最初的以争取恢复自身权益为宗旨，到推崇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各方的油价水平，保证持续、有效的石油供应，从而稳定世界石油市场的政策目标。这对于世界石油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新的飞跃。近年来，OPEC能源政策的调整围绕上面提到的新的目标进行。1999年，OPEC秋季部长会议提出要以库存量而不是以价格来决定产量的油价政策。2000年3月，OPEC进一步调整其政策，建立了油价“自动平衡机制”，确定了22～28 美元的油价浮动范围作为其增减原油产量，以保证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和稳定的油价政策。2001年，OPEC再次作出调整研究，建立新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供需情况的原油定价基准，除调整油价政策外，各成员国也在修订其能源发展战略，包括适度开放由国家垄断的石油天然气部门，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石油开采等。委内瑞拉的能源战略重视加强同南美洲国家的能源合作，争取在建立统一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实现包括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推动拉美地区经济的尽快恢复与发展。

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政策 以俄罗斯为例。油气行业是俄罗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发展。合理利用和保护此类资源、确保其再生产水平、提高资源管理效率、在对外资源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是俄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作为最重要的非OPEC产油国，俄罗斯非常重视本国油气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

（1）制定行业长期发展规划。

2003年5月俄政府通过《至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详细分析了能源产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明确了该领域今后20年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基本框架。为不断寻找新的矿脉、避免国家可探明资源储量的枯竭，2004年俄政府通过《2005—2020年国家矿物资源勘探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纲要》，规定了37种主要矿藏的开采量与再生量的比例关系。为加大对大陆架资源的研究开发，2004年俄政府通过《至2020年俄罗斯大陆架石油天然气资源研究开发战略》，确定了大陆架油气资源开采的阶段性目标。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修改税法，建立促进油气行业发展的税收体制。首先，合并税种，简化税收办法。从 2002年1月起，取消了矿区使用费、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留成和原油开采消费税，代之以征收“开采统一税”。其次，取消不合理优惠，弥补税收漏洞。2004年1月，俄罗斯政府撤销了境内的最后三个离岸区设置，杜绝了石油巨头们利用其逃税避税这一漏洞，也避免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再次，增强税收公平性，促进行业均衡发展。为鼓励对地质条件恶劣、效益低下的油田进行开发，俄罗斯政府拟将现行简单化一刀切的石油开采税改为级差开采税——根据油田质量和开采效益确定不同的税率。

制定新的《矿产资源法》，完善政策法规和管理机制。俄罗斯现行《矿产资源法》出台于1992年，诸多条款已不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个别条款过于空洞，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也导致了严重的官员腐败。为扭转这种现象，俄罗斯主管部门正在重新制定《矿产资源法草案》，对包括油气在内的地矿资源勘探、开采和使用等相关问题做出详细规定，尽量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该法有望于2006年最终通过。届时，它将成为规范俄油气行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之一。

（3）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部门体系。

要实施国家对油气工业的有效监控，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管理部门。

从行政分工看，为减少开采许可证发放的混乱无序现象，正在重新制定的《矿产资源法草案》将明确规定地矿资源归联邦所有，开采许可证也将由中央政府独家发放。从部门设置看，俄工业能源部及其下属的联邦能源局、自然资源部及其下属的联邦地矿利用局和自然资源利用监督署、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及其下属的联邦海关署、财政部及其下属的联邦税收署等部门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油气行业的整体发展进行规划和监督。从人员安排看，总统的亲信将被安置在油气企业中任要职。

（4）加强对进出口运输环节的管理。

俄罗斯政府牢牢控制着油气产品运输渠道，不允许私有油气公司建设和拥有自己的管道系统。目前，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分别在油气产品的管道和铁路运输中具有绝对垄断地位。2003年10月，俄罗斯交通部起草了旨在放开交通运输业的《至2025年俄罗斯交通发展战略》，其中惟独未涉及管道运输改革，也未谈及油气运输领域吸引私人投资的问题。

（5）在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广开资金来源。

首先，通过《产品分割协议》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项目均是以这种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国际油气巨头，包括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日本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印度ONGC公司均参与了上述项目的实施。其次，鼓励油气公司发行欧洲债券，增强其投融资能力。目前，俄罗斯许多大型石油公司已在欧美股票市场上市，企业资本化程度和资本运作透明度明显提高。再次，允许外国公司收购俄罗斯公司股票。2004年9月，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就以19.8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中的国家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7.59%）。

（6）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大打能源外交牌。

执政后，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强调油气出口多元化，并灵活运用能源牌，巧妙地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为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俄罗斯试图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拓展油气运输渠道。向东，利用中日石油管道出口之争，在两强之间游刃有余，并最终选择了对己最为有利的通向太平洋港口的管道走向。向南，为了抗衡美国倡议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阻挡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进入欧洲，更为了开拓东南欧的巨大市场，于2003年建成了穿越黑海海底至土耳其的“蓝流”天然气管道。向西，为了减少对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等非友好国家的过境依赖，于2005年12月开工建设穿越波罗的海海底至德国的北欧天然气管道。向北，几家大型石油公司已提议建设至摩尔曼斯克的石油管道，以开拓北美市场。

对于传统势力范围——独联体其他国家，俄罗斯更是利用油气出口，打一批，拉一批，加大对地区政策走向的控制。

石油生产国的石油政策与法规是什么？

OPEC的油气政策 这个由石油生产国组成的石油卡特尔，从它诞生之日起到今天，一直受到世界的重视。尽管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OPEC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下降了，但是，OPEC成员国的油气探明总储量居世界首位，其强大的石油生产与供给能力，尤其是它实行的石油发展战略及石油政策，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OPEC在调整和实施其石油政策的过程中，协调行动、巩固团结，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国际石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OPEC的石油政策主要从对产量控制和油价控制展开。

OPEC通过对组织联合产量的控制和各国生产配额的分配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1982年开始，OPEC采用配额制度来实现产量控制。配额制度是将产量额度在所有的成员之间分配，以协调削减石油产量。

OPEC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油价政策。

生效日期会议地点变动（万桶）日产量上限（万桶）1998年2月利雅得—27.30*1998年4月利雅得-1.35525.951998年7月阿姆斯特丹/维也纳-1.25524.691999年4月海牙/维也纳-1.71622.972000年4月维也纳+1.71624.692000年7月维也纳+0.70825.402000年10月维也纳+0.80026.202000年11月维也纳+0.50026.702001年2月维也纳-1.50025.202001年4月维也纳-1.00024.202001年9月电话会议-1.00023.202002年1月开罗-1.50021.702003年1月维也纳+1.30023.002003年2月维也纳+1.50024.502003年6月维也纳+0.90025.402003年11月维也纳-0.90024.502004年4月阿尔及尔-1.00023.502004年7月贝鲁特+2.00025.502004年8月贝鲁特+0.50026.002004年11月维也纳+1.00027.002005年3月伊斯法罕+0.50027.502005年7月维也纳+0.50028.00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产量政策历来变动一览*OPEC 10国产量基准，利雅得减产的依据。

在成立的最初10年，针对国际油价不断下降的趋势，OPEC为了维护成员国的石油权益，实行了冻结油价的政策，通过有控制地增产、实现油田费用经费化、减少原油销售补贴等手段争取获得更多的石油收入。1961年至1970年9月，原油标价一直稳定在每桶18美元的水平。

20世纪70年代，OPEC实行大幅度提高油价的政策。通过实施提价、提税和取消销售回扣的策略，采取“参股制”及国有化方式，以及运用“石油武器”实行禁运和减产等斗争手段，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争夺回了石油资源主权和石油标价权，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并在国际石油市场占有了超过一半的销售份额。阿拉伯轻油的官方价格，从1970年9月份之前的每桶1.8美元飙升到1980年4季度的每桶33.33美元，国际市场现货价格上涨到每桶38.63美元。这期间，爆发了1973年和1979—1980年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

20世纪80年代，OPEC针对世界石油消费量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以及非OPEC石油产量上升的形势，先是实行限产保价政策，以期阻止油价下滑，继而采取扩大市场份额等政策，以求保证石油收入和维持市场份额。这一时期OPEC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OPEC前一时期过度提高油价政策而带来了负面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OPEC调整并交替实行“限产保价”或“增产抑价”政策。前者是在油价长期走低情况下，通过限制或减少产量，缩小市场供应量，推动油价转跌回升；后者是通过增加产量，扩大市场投放量，抑制油价的暴涨，以达到稳定市场，增加石油收入，保持市场份额的目的。2000年，OPEC建立了“自动油价平衡机制”，明确提出新的政策目标，即抑制油价波动，力求使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维持在对产油国和消费国均有利的水平上。

OPEC的石油政策对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及国际油价影响重大。OPEC的石油政策从最初的以争取恢复自身权益为宗旨，到推崇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各方的油价水平，保证持续、有效的石油供应，从而稳定世界石油市场的政策目标。这对于世界石油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新的飞跃。近年来，OPEC能源政策的调整围绕上面提到的新的目标进行。1999年，OPEC秋季部长会议提出要以库存量而不是以价格来决定产量的油价政策。2000年3月，OPEC进一步调整其政策，建立了油价“自动平衡机制”，确定了22～28 美元的油价浮动范围作为其增减原油产量，以保证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和稳定的油价政策。2001年，OPEC再次作出调整研究，建立新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供需情况的原油定价基准，除调整油价政策外，各成员国也在修订其能源发展战略，包括适度开放由国家垄断的石油天然气部门，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石油开采等。委内瑞拉的能源战略重视加强同南美洲国家的能源合作，争取在建立统一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实现包括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推动拉美地区经济的尽快恢复与发展。

非OPEC产油国的石油政策 以俄罗斯为例。油气行业是俄罗斯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关系到社会的整体发展。合理利用和保护此类资源、确保其再生产水平、提高资源管理效率、在对外资源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是俄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作为最重要的非OPEC产油国，俄罗斯非常重视本国油气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法规。

（1）制定行业长期发展规划。

2003年5月俄政府通过《至2020年俄罗斯能源战略》，详细分析了能源产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明确了该领域今后20年的主要发展方向和基本框架。为不断寻找新的矿脉、避免国家可探明资源储量的枯竭，2004年俄政府通过《2005—2020年国家矿物资源勘探及其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纲要》，规定了37种主要矿藏的开采量与再生量的比例关系。为加大对大陆架资源的研究开发，2004年俄政府通过《至2020年俄罗斯大陆架石油天然气资源研究开发战略》，确定了大陆架油气资源开采的阶段性目标。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修改税法，建立促进油气行业发展的税收体制。首先，合并税种，简化税收办法。从 2002年1月起，取消了矿区使用费、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留成和原油开采消费税，代之以征收“开采统一税”。其次，取消不合理优惠，弥补税收漏洞。2004年1月，俄罗斯政府撤销了境内的最后三个离岸区设置，杜绝了石油巨头们利用其逃税避税这一漏洞，也避免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再次，增强税收公平性，促进行业均衡发展。为鼓励对地质条件恶劣、效益低下的油田进行开发，俄罗斯政府拟将现行简单化一刀切的石油开采税改为级差开采税——根据油田质量和开采效益确定不同的税率。

制定新的《矿产资源法》，完善政策法规和管理机制。俄罗斯现行《矿产资源法》出台于1992年，诸多条款已不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个别条款过于空洞，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也导致了严重的官员腐败。为扭转这种现象，俄罗斯主管部门正在重新制定《矿产资源法草案》，对包括油气在内的地矿资源勘探、开采和使用等相关问题做出详细规定，尽量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该法有望于2006年最终通过。届时，它将成为规范俄油气行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之一。

（3）建立有效的国家管理部门体系。

要实施国家对油气工业的有效监控，必须建立健全政府管理部门。

从行政分工看，为减少开采许可证发放的混乱无序现象，正在重新制定的《矿产资源法草案》将明确规定地矿资源归联邦所有，开采许可证也将由中央政府独家发放。从部门设置看，俄工业能源部及其下属的联邦能源局、自然资源部及其下属的联邦地矿利用局和自然资源利用监督署、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及其下属的联邦海关署、财政部及其下属的联邦税收署等部门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油气行业的整体发展进行规划和监督。从人员安排看，总统的亲信将被安置在油气企业中任要职。

（4）加强对进出口运输环节的管理。

俄罗斯政府牢牢控制着油气产品运输渠道，不允许私有油气公司建设和拥有自己的管道系统。目前，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分别在油气产品的管道和铁路运输中具有绝对垄断地位。2003年10月，俄罗斯交通部起草了旨在放开交通运输业的《至2025年俄罗斯交通发展战略》，其中惟独未涉及管道运输改革，也未谈及油气运输领域吸引私人投资的问题。

（5）在国家控制的前提下广开资金来源。

首先，通过《产品分割协议》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项目均是以这种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国际油气巨头，包括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日本三井公司和三菱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印度ONGC公司均参与了上述项目的实施。其次，鼓励油气公司发行欧洲债券，增强其投融资能力。目前，俄罗斯许多大型石油公司已在欧美股票市场上市，企业资本化程度和资本运作透明度明显提高。再次，允许外国公司收购俄罗斯公司股票。2004年9月，美国康菲石油公司就以19.88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中的国家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7.59%）。

（6）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大打能源外交牌。

执政后，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出发，强调油气出口多元化，并灵活运用能源牌，巧妙地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为实现油气出口多元化，俄罗斯试图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拓展油气运输渠道。向东，利用中日石油管道出口之争，在两强之间游刃有余，并最终选择了对己最为有利的通向太平洋港口的管道走向。向南，为了抗衡美国倡议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阻挡土库曼斯坦天然气进入欧洲，更为了开拓东南欧的巨大市场，于2003年建成了穿越黑海海底至土耳其的“蓝流”天然气管道。向西，为了减少对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等非友好国家的过境依赖，于2005年12月开工建设穿越波罗的海海底至德国的北欧天然气管道。向北，几家大型石油公司已提议建设至摩尔曼斯克的石油管道，以开拓北美市场。

对于传统势力范围——独联体其他国家，俄罗斯更是利用油气出口，打一批，拉一批，加大对地区政策走向的控制。

什么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欧美等国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个别利益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的，人就不应当避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存款还

如何解决出租汽车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小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城市客运出租车行业坚持从机制创新入手，不断强化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对方便市民和游客出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以下，笔者就中小城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及对策，做一浅显分析。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政策法规建设相对滞后。至今为止，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出台具体明确出租车经营模式、方式的行业管理法规，致使出租车行业管理权分散，不清晰，导致行业管理被动。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曳

出台后没有涉及出租车管理方面的条款，为此给交通执法带来了许多困难。致使对出租汽车行业是采取公车公营的公司化经营模式还是采取经营权和车辆都属个人所有的挂靠方式或出租车经营权为公司所有，由经营者投入购车资金的合作模式或经营权和车辆都属个体所有的个体模式经营缺少法定的依据。就大部分中小城市而言，现有的出租汽车基本采取挂靠或合作经营模式，事实上形成了公司和行业管理部门都很难充分行使管理权的局面，车辆在审批后，进入自由流动状态，致使出租车行业管理权分散。对出租车市场是宏观调控，进行数量管制，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进入、自由发展也没有法定的依据。出租车经营方式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法规管理依据，使执法人员很难对出租车非法经营作出相应的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购置“私家车”从事出租“黑车”者日益增多。近年来，国家取消了购置私家车“先审批，后购置”的规定，并且对农村人口购置车辆进行补贴。一部分社会无业、企业下岗分流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甚至还有部分解除劳教人员利用私家车不纳入行业管理的政策漏洞，购置小轿车

往往管理人员明明知道是“黑车”，却无法取得证据，无法查扣。更有一些“黑车”经营者停靠在自己的铺面或者饭店、宾馆门口非法待客，却否认从事“黑车”营运。同时，“黑车”经营者为了逃避稽查处罚，窥探管理机构的管理动向，利用稽查时间和地域的空隙从事非法营运。他们还采用先进的通讯手段，相互联络，与稽查执法人员“捉迷藏”，从而造成了查处“黑车”取证难的问题。在查扣“黑车”过程中，当管理人员检查时，“黑车”往往急速逃脱，不顾及安全，经常出现碰撞事故。即使查处后，驾驶员要么不下车，要么不交钥匙，甚至暴力抗法，聚众闹事，唆使老人堵车，有的还以势力威胁执法人员，造成了查扣“黑车”难的问题。

服务设施还不够配套，缺少科学合理划定的机动车停车场及出租车停车场。目前大多中小城市出租车停车泊位和候车泊位明显不足，出租车随叫随停阻碍交通现象比较严重。大多中小城市机动车停车场及出租车停车场建设长期未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出租车现有的停车点，基础设施不配套，没有明显标志，甚至与班线客车争抢客源，造成客运纠纷不断。一些城市由于没有规定的机动车停车场，各宾馆商店、酒店饭馆、娱乐场所门口、马路沿线，“黑车”随意停靠，非法待客运营。运政管理部门虽明知其非法待客，却无法获得确凿的证据进行查扣。

解决出租车行业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应尽快制定出租车管理的指导性法规，各级政府尽快出台符合实际的出租车管理地方法规。

面对现今出租车市场由于缺少指导性的法规而在监管、经营模式等方面难以把握，导致出租车市场矛盾突出的问题。应制定出明确出租车行业经营模式、经营方式、劳动用工关系、事故责任、风险分担机制、非法运营的打击、群体性事件的防范、管理体制、各主体的责权利和法律责任，出租车市场是宏观调控，进行数量管制，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进入、自由发展等重大事项的指导性法规。法规中要明确私家小轿车和社会非营运车辆的购置管理办法，要明确统一的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管理办法，明确出租汽车经营权属，实行经营权有期限使用制，推行竞争退出机制，杜绝出租汽车经营权长期使用从而导致出租汽车经营权产生有偿出让金，减轻经营者的负担，从根本上杜绝目前存在的出租汽车私自转让、高价炒卖的行为，法规中要理顺出租行业的劳动用工关系，制定合理的出租汽车承包费标准，调整好企业与司机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并建立政府指导、部门监督机制，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油价与运价联动长效应对机制，使政府、企业、出租车经营者、消费者合理分担由于成品油价格调整而导致出租车运营成本增加的费用。法规中要规定对从事“黑车”经营处罚的强制措施，可以规定对驾驶员违规从事“黑车”吊销驾驶证直至拍卖。

前瞻产业研究院相关行业报告指出：加强对客运出租车运输企业的监督管理，规范企业行为。要结合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年度审验等措施，认真监督客运出租车运输企业各项制度的落实情况，促进企业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保证良好的经营管理状况。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不规范、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要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经整改仍未达标、不能履行管理责任的企业，取消经营资质。抓好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建设。根据出租汽车市场需求，适度提高市场准入条件，对车辆低档次、人员低素质、驾驶低水平的，严禁进入出租汽车行业。切实落实经营权有限期使用制度，对经营到期的，根据市场需求与运力供给情况进行质量信誉招投标。按照公开透明、公正有序、公平负担的原则实行新增运力的服务质量招投标制度。抓好出租汽车服务评价制度的建立，对有严重违规行为、给行业形象造成恶劣影响的，或经营行为不规范、多次受到乘客投诉举报的，依法清理出出租汽车市场。切实解决只进不出、服务质量差、市场供需失衡等问题。

同时要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富有成效的创建活动，不断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树立良好的出租汽车行业形象。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推广电话即时调车、应急电话调车、预约调车、婚庆调车等业务，把GPS卫星定位系统和电信通讯呼叫系统与110联网，既可以实现定位跟踪、防盗、防抢、监控，又可以导航承接业务，减少出租汽车的空驶率。

探索出租车经营模式，经营权配置，车型选择，出租车市场是宏观调控、进行数量管制，还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进入、自由发展等重大事项的问题。出租行业的政策是相对的，稳定也是相对的，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出租车的经营模式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根据中小城市的实际，完全的公车公营公司化模式将造成承租车辆者将过高的承租费转嫁到乘客身上，公司的风险也过大，承租者的收益低下。个体经营模式造成主管部门管理成本过高。挂靠和合作经营都存在抵御风险能力弱的问题。

但考虑大多中小城市当前实际，企业普遍采用一次性打包，将经营风险转嫁给承包人，个别人炒作经营权获取利益，直接导致经营权价格普遍偏高，经营者之间恶性竞争。

我们认为，当前中小城市出租车经营模式可以采取挂靠和合作经营的过渡模式。出租车公司变身为出租车“服务”公司，虽然出租车司机还要挂靠在服务公司名下，但公司主要负责票务、税收等日常业务，帮助司机购买保险，为出租车统一安装GPS等，“主要任务是在司机和政府间建立连接，赚钱不是主要目的。”成立服务类型的公司来为出租车的正常运营提供便利，降低出租运营成本，也为居民的搭乘提供了方便。同时，鼓励规模经营，引导出租企业做大做强，走公营化、公司化经营的道路。要进一步规范出租车经营权变更中的交易行为，确立正确的市场导向，防止私下转让转卖经营权和承包权等非法经营现象的反弹，维护市场秩序，切实保护合法经营者的权益。经营权配置方式采取服务质量招投标。